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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 浙江农村居民生活实现质的飞跃

时间:2018-10-22

改革开放四十载,浙江以“勇立潮头”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一马当先,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农村生产力和社会活力得到极大解放,农民收入自1985年起连续33年领跑全国各省区,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越,成就感、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品质感大大提升。

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村居民增收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始终坚持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建设作为重要任务来抓,农民收入水平连上台阶,成功实现了由基本温饱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1978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65元,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已提高到24956元,增长了150倍,年均名义增速为13.7%,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23.2倍,年均实际增长8.4%

浙江农村居民增收历程在这四十年间主要经历了改革初期的快速增长期、市场化兴起时的较快增长期、新世纪后的平稳增长期、新时期以来的调整转换期四个时段。

(一)改革之初的快速增长期(1978-1991年)。

十年“文革”时期,浙江农业生产严重停滞不前,农民收入持续多年在低水平线上徘徊,且增长十分缓慢,此种现象在全国也是有普遍性的。直到改革开放大门打开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全面实施,促进了全省范围内农村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产品价格的全面提升,农业经营多样化,农民生产增收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均大幅提高;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农村二、三产业迅速发展,农村生产力进一步释放,农民收入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温饱问题迎刃而解。1980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19元,位居全国各省区第5位,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8元;1985人均纯收入上升至549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1元,收入水平跃升为全国各省区第一。1978-1991年,浙江农民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6.6%,扣除价格因素后年均实际增长10.6%,名义和实际增幅均为各阶段最高;从各年增速来看,总体起伏较大。1991年我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1211元,首次达到了国务院提出建设“小康”水平的农村居民收入标准(1200元),浙江以全国领先速度踏上了奔小康之路(见图1)。

1 1978-1991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名义增速变化

(二)市场化兴起时的较快增长期(1992-2000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推动着中国改革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得到创新,多样化经济积极推行,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期到来。我省在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兴办个体私营企业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农村二三产业迅速崛起,落实解决了就业问题,村民收入节节攀升。1992-2000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59元提高到4254元,年均名义增长15.0%,但因同期物价整体上涨过快,收入年均实际仅增长6.2%。从各年增速来看,呈现“前期快、后期慢”特征(见图2)。这一阶段浙江农村一个受人瞩目的变化就是农村居民生活跨入了总体小康的门槛。按照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全国小康生活水平基本标准》,从1994年开始,浙江衡量小康16项指标的综合得分超过了90分,其中1994年为91.3分,1995年为94.3分,1996年为94.9分,1997年为96.0分,标志着农村居民生活实现了总体小康的目标。

2 1992-2000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名义增速变化

 

(三)新世纪后的平稳增长期(2001-2011年)。

新世纪以来,浙江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一以贯之深入推进实施“八八战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全面发展,转型升级不断推进,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全省综合实力和发展质量显著提升,城乡居民生活更加殷实。同时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启动和新农村建设的大力推进,农村居民收入继续提升,并逐步转入平稳较快增长通道。2001-2011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4582元提高到13071元,年均名义增长11.1%,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年均实际增长8.0%,并于2009年首破“万元”大关(见图3)。十年间,我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总体较为稳定,正逐步摆脱改革开放后增速波动较大的困局,开始进入一段平稳较快增长期。2010年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程度由2003年的51.2%提高至87.3%,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天津,居全国第4位,省区第1位,浙江已基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小康社会的目标。

3 2001-2011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名义增速变化

(四)新时期以来的调整转换期(2012-2017年)。

新时期浙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经济社会建设取得瞩目成就,质量效益持续提升,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综合实力连上台阶。然而,随着发展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经济结构加速调整,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农产品市场需求走弱,价格对农民收入的拉动作用也有所减弱,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的难度不断加大,传统增长动力正逐渐趋弱,而增收新动力尚显不足,全省农民增收速度有所放缓,开始进入调整转换阶段。根据一体化后新口径数据显示,2012-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5806元提高到24956元,年均名义增长9.6%,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年均实际增长7.7%,并于2015年实现“两万元”的突破(见图4)。2015年,浙江农村全面小康实现度高达97.2%,连续多年领跑全国。当下的浙江,正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

4 2012-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名义增速变化

二、增收方式不断创新,收入结构持续改善

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来源更趋多元化,收入结构不断改善。

(一)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居民增收的首要因素。

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5457元,是1980年(125元)的123.7倍,年均名义增长13.9%。从比重来看,1980年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为57.1%,占比优势明显。随着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村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家庭经营收入显著增加,1983工资性收入占比跌落至23.1%,远低于经营收入占比,此后十几年占比总体逐步回升,却仍不及经营收入。新世纪以来,浙江农村居民工资收入持续增长,得益于前期乡镇企业、个私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快速发展的优势,大批农民纷纷离开土地进入乡镇企业务工或转移到城镇就业,劳动力转移进程加快,劳动效率大大提升,工资收入、劳务报酬逐年提高,成为了农民增收的首位因素和动力。2000年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达到47.0%,时隔十八年后又一次超越经营净收入占比;2017年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占比达61.9%,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0%,稳占半壁江山。

(二)经营净收入是农村居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6112元,是1980年(63元)的97倍,年均名义增长13.2%。从比重看,1980年农村居民人均经营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为28.8%,占比在工资收入之后;至1983年飞速提高至66.8%,比工资性占比高43.7个百分点,之后长达十八年一直处于分项收入中占比第一位。可见,改革开放中的浙江经济以个体与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为全国瞩目,地方创业特色、创业环境及氛围十分浓厚,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加上政府招商引资、减免农业税、技术支持及政策优惠等多重利好消息,有力促进了农村居民经营收入快速增长。然而,随着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崛起,且我省农村人均耕地资源匮乏,农业生产规模小且分散,家庭经营收入占比开始下降,并于2000年将占比首位的位置重新“让位”于工资性收入。2017年我省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24.5%,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23.4%,占比和贡献率仅次于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增收重要来源。

(三)转移净收入是农村居民增收的新亮点。

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2669元,是1980年(31元)的86.1倍,年均名义增长12.8%。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浙江社会保障事业从恢复、建立到不断发展完善,尤其是企业职工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较其他省份起步早、发展快,城乡居民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离退休收入显著增加。在农村,由于新世纪以来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上调、最低生活保障补贴标准的提高以及各种惠农政策(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生产资料补贴等)的实施,加之对老人的赡养费也在逐年增加等原因,转移性收入进入高速增长期。2000-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收入从154元提高到2669元,增长率16.3倍,年均增速达18.3%,分别快于同期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7.311.29.9个百分点,是四大项收入中增长最快的,成为农村居民增收新亮点。从比重看,1980年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为14.2%,之后占比逐步下降,且在较长一段时间保持占比在3%4%之间,直到2009之后才小幅上升,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为10.7%,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3.9%,占比和贡献率在工资和经营收入之后,高于财产收入。

(四)财产净收入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由于改革初农村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民资本积累少,1993年前财产收入并未纳入居民收入统计指标。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718元,是1993年(25元)的28.7倍,年均名义增长15.0%。随着村民们家庭财富的增加、理财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房租收入增加等有利因素,财产性收入逐年提升,占收入的比重也有所提高。1993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为1.4%,至2017年上升为2.9%,提高了1.5个百分点,但仍是四项收入中占比最低的,且长期以来占比提升幅度很有限。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3.5%,高于农村居民10.6个百分点。究其原因,相比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投资金额较少、承受风险能力较差、金融知识有限、投资渠道不够畅通,导致农村居民财产收入增长有限。在当前收入多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可通过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提升投资理财观念、广开投资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等途径进一步挖掘农村居民增收潜力。

三、生活水平实现质的飞跃,成就感、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品质感“五感”并进

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浙江农村居民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显著提升,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生活面貌焕然一新,生活水平实现质的飞跃,成就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品质感“五感”并进。

(一)生活面貌焕然一新,收支水平走在全国前列铸就成就感。

1.收入水平荣获省区33连冠,农民生活更加富足。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村居民收入连续多年荣登各省区第一,百姓手头更为宽裕。1980,浙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19元,高于全国平均28元,分别低于上海、北京、天津、广东、辽宁、吉林、湖南178元、71元、59元、55元、54元、17元和1元,居全国第8位、省(区)第5位;1985年,浙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549元,高于全国平均151元,分别低于上海、北京、天津257元、226元和16元,在全国的排名已上升至第4位,省(区)排名跃升至第一位。自1985年起,浙江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稳稳守住全国各省(区)第一的位置,2017年浙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56元,高于全国平均11524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连续33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2.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多年在各省区最小,城与乡不再遥望。

我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在这四十年中总体呈“缩小——扩大——缩小”的变动趋势。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01,基本处于较为合理的区间位置,1981年至1992年这段时间,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均控制在2以内,其中198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50,为四十年以来的最小值。1993年后又回归到“2”字开头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其中20062007年的2.49是四十年来的最大值。2017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05,已连续8年保持与上年持平或下降的良好态势(见图5)。与全国比较,2017年我省城乡居民收入比仅高于天津市,连续多年居全国各省区最低。

5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变化情况

3.消费支出大幅提高,生活品质显著改善。

改革开放前夕,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受限,农村消费支出水平也处在较低水平。1978年我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157元,生活依然在温饱线上挣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生活面貌焕然一新。2017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8093元,是1978年的115倍,年均名义增长12.9%,快于城镇居民0.2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10955元)高7138元,低于北京,高于上海,居全国31个省(区、市)第二位、省区第一位。四十年来,我省农村居民收支水平大幅提高,长期位居全国前列,生活品质显著改善,村民们自内而外都能感受到我省走在改革开放前沿、带动村民集体致富的那份满满成就感。

(二)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现代化生活方式普及铸就获得感。

改革开放伊始,浙江农村居民花费在生活用品类上的支出很少,且基本用于肥皂、洗衣粉之类的日常开销。八十年代以后,拥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 “老四大件”成为村民对富足生活的共同追求;进入90年代,购买以彩电、冰箱、收录机和洗衣机为标志的“新四大件”为广大村民所心生向往;新世纪以来,智能手机、电脑、照相机等数码设备普遍满足了村民的现代化、信息化需求,地暖、空调、热水器等高档电器的普及则进一步提升了广大村民的居住舒适度和生活品质,更有村民开始对洗碗机、烘干机、扫地机器人等更具现代化、城市化特征的高级家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纳为己用,充分享受着高新科技带来的酷炫、便利及舒适。

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842元,是1978年(12元)的70.2倍,年均增长11.5%。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来看,2017年末每百户浙江农村居民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176.42台,电冰箱102.72台,空调118.79台,热水器89.30台,洗衣机82.04台,以上家用电器在十几年前还是“稀罕货”,如今基本遍布农村家家户户。此外,摩托车、固定电话及照相机数量在近十年间却出现了下降趋势,究其原因,摩托车数量下降主要是由家用汽车、新能源车及电瓶车等更现代、环保且舒适度高的交通工具进行了替代;固定电话和照相机数量的下降则主要由兼具通话、上网、拍照等强大功能的智能手机顺利“接班”(见表1)。

1 平均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各年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

 

单位

1985

1990

1995

2000

2007

2013

2017

洗衣机

0.11

5.59

14.96

 34.7

 59.72

 60.87

 82.04

电冰箱

0.26

5.93

 21.7

42.04

 74.98

 85.04

102.72

空调

-

-

  0.3

 5.85

    54

 78.57

118.79

热水器

-

-

-

18.59

 56.45

 67.11

 89.30

摩托车

0.11

   1

 7.04

29.78

 57.85

 31.18

 29.00

家用汽车

-

-

-

 0.22

  3.96

 18.86

 33.35

固定电话

-

-

 9.81

60.19

 93.19

 49.66

 38.18

移动电话

-

-

-

20.22

 150.3

188.76

235.23

彩色电视机

 0.7

8.78

32.85

83.15

144.17

150.55

176.42

照相机

0.26

0.93

 3.11

 6.44

  9.02

  9.60

  6.90

计算机

-

-

-

 0.89

 19.38

 35.65

 52.24

1.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

2.2013年起数据均为一体化后新口径数据

(三)衣、住、行齐头并进,全面开花铸就幸福感。

1.衣着消费呈现时尚化、品牌化和个性化特征。

1978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仅17元, 2017年提升至956元,年均增长10.9%。随着收入的提高和思想的解放,衣装、打扮相关的消费越来越广泛地进入到农村居民的视野中,为村民们的日常社交生活增添亮色,可以说,服装是人们显示风度、展示个性、追求时尚的重要窗口之一。浙江农村居民的衣着消费从改革开放初期简单扯块布料做新衣逐步过渡到购买成衣,并开始注重服装的质地、款式和色彩等元素。90年代以来,成衣化倾向已成为衣着消费的主流。进入新世纪,村民们对穿衣品牌的追求日趋明显,对NikeAdidasZaraOnly等知名运动及女装品牌尤为青睐。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淘宝、天猫、京东等大型网上购物平台的风靡,既省去了赴县城商场购物的时间、精力及交通成本,在价格和款式挑选上又更具优势,正在逐步满足农村居民时尚化、品牌化或个性化的穿衣需求。

2.居住面积更加宽敞,生活环境明显改善。

改革开放前夕全国范围内包括浙江农村的居住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居住条件极其简陋,多数都是以砖木或草房为主要建筑材料的老旧房,或者年久失修的残破房,面积也小,居住环境亟待改善。改革开放后随着我省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工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极大改善。1980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16.07平方米,2017年增加至60.43平方米,是1980年住房面积的3.76倍,住房面积更显宽敞,住房环境不断改善。2017年末浙江农村居民居住在单栋楼房的比例为84.3%,以钢筋混凝土和砖混材料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家庭比例为77.2%,比1985年大幅提高了67.6个百分点;生活设施方面,管道供水入户比例为95.3%,住宅内厕所为水冲式卫生厕所的比例为86.7%,饮用水经过净化处理的自来水比例为78.5%;主要炊用能源为天然气、煤气、液化石油气的家庭比例为92.2%。此外,与住房配套的家具也在四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原来的八仙桌、五斗柜、条凳、煤油灯升级为现在的多功能餐桌、定制衣柜、成套沙发、LED灯等,家装朝着现代化、城市化方向发展。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居住支出4358元,是1980年的167.6倍,年均增长14.8%,增长迅速;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4.1%,仅次于食品烟酒支出,和1980年相比提高了10.42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居民对居住质量和生活环境的要求和标准越来越高,在住房开支方面更加舍得,相关支出提升明显(见表2)。

2 浙江农村居民部分年份居住消费及住房情况

年份

人均居住费用(元)

居住费用占消费支出比重(%

人均住房面积

主要建筑材料

(平方米)

其中:砖木结构(%

钢筋混凝土(%

1980

  26.23

13.67

16.07

-

-

1985

  88.85

18.75

22.08

74.2

 9.6

1990

 190.41

20.13

29.26

66.9

23.3

1995

  442.3

 18.6

34.14

47.8

41.4

2000

 569.83

19.57

46.42

48.5

46.4

2007

1264.14

19.62

57.06

29.6

65.6

2013

1933.81

16.45

60.82

26.2

71.4

2017

4358.38

24.09

60.43

21.4

77.2

1.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

2.2013年起数据均为一体化后新口径数据

3.交通更加便利,信息化消费成一大亮点。

四十年来,浙江坚持“要致富,先修路”这个硬道理,全面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桥梁和通信网络建设,交通出行更加便捷,通讯方式更加先进。村民长途出行选择飞机、高铁等高科技交通工具的越来越多,家用汽车、移动电话和电脑等现代化交通通讯设备在农村社会的发展速度更是令人叹为观止。2017年浙江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拥有家用汽车33.35辆,即每3户农村居民家庭中就有一辆家用汽车,是2000年(0.22辆)的151.6倍;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分别拥有移动电话和计算机235.23部和52.24台,分别是2000年的11.6倍和58.7倍,其中接入互联网移动电话121.2部、接入互联网计算机44.8台。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3102元,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7.1%,支出绝对值是1985年(12元)的258.5倍,年均增长19.0%,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提高了14.6个百分点,排名从1985年的第6位提升到了2017年的第3位。

近年来,以电脑和智能手机为媒介的信息化消费和网购现象“大肆进军”农村,并普遍得到年轻村民的青睐和追捧,网购支出快速增长,消费方式信息化,成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亮点之一。2017年,全省4G网络主要建制村基本覆盖,农村居民人均网络消费支出207元,是2013年的7.4倍。当下以支付宝、微信为代表的手机app集网购、生活缴费、电话费充值、购买车票、理财、线下移动支付等多样化功能于一体,作为信息化发展程度较高的浙江,我省农村居民更易适应这种现代化支付方式,并享受由此带来的便利,现代技术助推农村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

(四)饮食、医疗、养老得到保障,生活安心无忧铸就安全感。

1.饮食结构日益优化,营养摄入健康多元。

改革开放四十年,村民们的饮食特征从简单的数量扩张转向质量的全面提升,不仅要求能“吃饱”,更加要求能“吃好”。1981年,浙江农村居民每年人均分别消费粮食、蔬菜、肉禽及制品、水产品301.00145.0011.735.85公斤,粮食和蔬菜分别是肉禽及制品的25.6612.36倍,是水产品51.4524.79倍;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每年人均分别消费粮食、蔬菜、肉禽及制品、水产品163.7694.8136.2618.65公斤,粮食和蔬菜分别为肉禽及制品的4.522.61倍,是水产品8.785.08倍,与1981年比消费差距显著缩小。改革开放初期,我省农村居民的饮食消费结构尚停留在以饱腹、生存为主的初级阶段,日常饮食主要是以粮食、蔬菜等植物性消费为主的主食型消费结构,食物匮乏且单调,村民们营养严重不足。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食物消费逐步向以动物性食物消费量不断增加为特征的副食型结构转变,肉禽、水产品等一些价格和营养价值“双高”的食物也更加普遍地出现在村民的餐桌上,村民饮食更加注重营养、口感和体验,饮食消费结构从初期数量的简单扩张转为质量的全面提升。从营养摄入情况看,因饮食结构的逐步优化,农村居民的营养水平趋向健康化、多元化发展。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分别消耗蛋类及蛋制品、奶和奶制品、干鲜瓜果类8.089.3940.17公斤,每日从膳食中获得热量和蛋白质都已接近科学值,营养均衡、粗细搭配、绿色饮食等健康概念日益深入人心(见表3)。

3  部分年份主要食物人均消费量

单位:公斤

年份

粮食

蔬菜

肉禽及制品

水产品

1981

301.00

145.00

11.73

 5.85

1984

311.04

136.83

13.67

 5.33

1990

271.25

121.88

15.11

10.08

1995

262.36

 84.89

19.12

11.43

2000

227.26

 85.94

25.36

12.84

2007

180.59

 79.47

25.78

16.86

2013

138.17

 80.66

33.00

18.62

2017

163.76

 94.81

36.26

18.65

1.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

2.2013年起数据均为一体化后新口径数据

2.医保体系不断完善,因病致贫现象减少。

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医疗水平远不及城镇,也没有医疗保障体系,主要是乡镇医院和“赤脚医生”私人诊所解决了大部分村民的看病难题,且普遍存在医师力量不足、器械设备老化等问题。一遇到疾病顽疾,昂贵的医疗费更是会让村民一夜间因病返贫。2013年起全省范围内开始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且基本达到全覆盖,报销金额尤其是大病重病的报销比例也不断提高,政府补助标准也在逐年提高,“新农合”让农村居民看病更加便利,缓解了农村居民的看病之忧。2017年,城镇医保和新农合医保并轨,农村参保人员将和城镇居民公平、统一地享有同一医保制度,实现了城乡居民医保一体化。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1370元,是2000年的6.8倍,年均增长12.0%,当年人均报销医疗费293元。此外,医疗保健整体技术和服务水平也上了大台阶,从最初看病老三样的“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到如今的“B超、螺旋CT、血气分析仪”等,农村居民在医疗服务方面的支出显著增加,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医疗服务支出959元,是2000年的近15倍,年均增长17.3%

3.养老机制不断创新,后顾之忧得以缓解。

1991年开始,浙江实行“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支持”的“老农保”政策,但当时的养老保险更贴近自我储蓄的性质,无法满足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养老需求。因此从2010年起启动了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为筹资模式,养老待遇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新农保”是一项惠及农村社会的重大民生政策,是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政策实施第8年,参保人数持续增长,待遇水平逐年提高,实现了社会养老保险从“制度全覆盖”到“参保对象全覆盖”。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养老金和离退休金2765元,占转移性收入(4509元)的比重为61.3%2018813日,浙江省人力社保厅、省财政厅印发《关于2018年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明确了从201811日起,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155元,即在原135元的基础上增加20元。这是浙江全面组织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制度以来第六次提高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推进“老有所养”目标实现的极大重视,农民养老得以保障,后顾之忧进一步缓解。

(五)食品和文教娱乐占比此消彼长,消费结构升级铸就品质感。

1.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购买能力节节攀升,随着对生活品质、消费标准及要求的不断提高和更新,作为衡量一个家庭或地区富裕程度主要标准之一的恩格尔系数出现了持续性下降。1978年,浙江农村居民食品类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为59.1%,到2017年,食品烟酒类支出占比减少至31.0%,下降了28.1个百分点,表明农村居民消费从改革开放初以食品需求为主逐步转变为吃、穿、行、住、文教娱乐等各方面需求平衡充分发展,消费模式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18093元,是1978年(93元)的194.5倍,年均增长14.5%

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不仅体现在恩格尔系数的持续下降,还体现在文教娱乐和服务性等发展、享受型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饮食服务、家庭服务、通信服务、文教娱乐服务、美容美发住宿等其他服务分别支出609元、24元、519 元、229元、112元,而这些服务项目在三四十年前以商品性消费为主导地位的农村社会开支很少。当下服务性消费俨然成为消费支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居民的消费模式也逐步向发展享受型靠拢,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2.文教娱乐比重上升,消费结构向高层次发展。

改革开放前,农民们还在为填饱一大家子的肚子发愁,大人们在经历了辛勤劳作的一天后最期盼的就是能吃上一口热腾腾的饭菜,至于日常休闲方式最多就是和亲朋好友唠唠嗑或闲暇时间看看小人书等;孩子们不仅要上课,放学了还得帮衬家里干些捡拾柴火、喂喂牛羊等农活,等活都干完了才能呼唤小伙伴们一起玩扔石子、跳格子、打弹珠等游戏。随着农村居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社会文化设施不断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电影、卡拉OK、广场舞、社区健身、旅游、打球、阅读书报杂志等各种形形色色的休闲活动广泛进入大众视野,农村居民的闲暇生活紧跟城镇居民的生活节奏,变得更加丰富、新潮和城镇化。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1591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8.8%,支出绝对值是1985年(15元)的106.1倍,年均增长15.7%,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提高了5.6个百分点,排名从1985年的第5位提升到了2017年的第4位。

四、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村居民生活实现质变的经验总结

改革开放四十载,浙江在经济发展、深化农村改革、民生服务、生态建设、实业创新等方面的探索和努力,让乡村经济社会逆势崛起、大放异彩,农民生活水平实现质的飞跃。

(一)经济因素:改革开放40年浙江经济实现历史性跨越。

改革开放开启浙江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推进市场机制改革,一往无前推动开放型经济蓬勃发展,创新发展信息经济产业,稳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成功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的历史性跨越,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7年全省生产总值(GDP)为5176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1978年(124亿元)的84.7倍,年均实际增长12.1%,高于全国同期2.6个百分点;人均GDP92057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1978年(331元)的56.3倍,年均实际增长10.9%1978年,浙江经济总量在全国28个省市区中排第12位,人均GDP列第16位,基本居全国中游水平;到2017年,经济总量列广东、山东、江苏之后,居全国第4位;人均GDP列北京、上海、天津、江苏之后,跃升至第5位;全省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三新经济”增加值达到1.25万亿元,占GDP24.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7.1%;全社会信息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4853.3亿元,同比增长16.7%,对全省GDP的贡献率达到15.4%。在信息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已成为浙江骄傲,信息大省、市场大省、电商大省地位稳固。

作为民营经济的发源地,浙江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率先探索发展乡镇企业,个私经济、股份合作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百花齐放,截至2017年底,浙江省有各类市场主体593.35万户,其中纳入全国小微企业名录库的浙江省在册小微企业数量达到168.3万家,个体工商户389.65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65 827万户,为名副其实的民营经济大省。浙江民营企业中小型居多的规模特色,加工制造为主的产业特征,大大增强了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促进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解决了一大批农民的就业问题,成为增加就业的主渠道。与此同时,更多农民改变了身份,从农业劳动者变成了产业工人、经营者或投资者,这批农民不仅能获得工资收入,还能获得经营收益、资本增值等多种收入,促进了农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浙江省农民人均收入连续33年保持全国各省区首位,可以说民营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政策因素:深化农村改革,成功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还依托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推进“三农”发展、深化农村改革、实施城乡一体化等方面的明智之举。1987年以来,浙江率先启动农村改革试验,围绕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土地制度、农村金融体制等开展探索实践,大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成绩斐然。依靠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推进土地确权登记,创新体制机制优势,使农民获得了自主的生产经营权、自有的财产所有权和自由的创业就业权,促进了农业产业调整和经济效益提高,农民收入大幅提高。此外,浙江一直以来注重城乡、区域的平衡充分发展,大力实施“山海协作”“欠发达乡镇奔小康”“百亿帮扶致富”“低收入农户奔小康”“乡村振兴”等重大工程,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更是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在全国首开城乡一体化战略实施先河,率先释放最大改革红利,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2015年,浙江全面消除了家庭人均收入低于4600元的绝对贫困现象,为全国第一个较高水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省委、省政府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各项举措,使浙江呈现出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的新气象。

(三)社会因素:重要民生领域获政府及社会各界的积极扶持。

改革开放以来,在与农村发展息息相关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关键领域,政府和社会给予了大力扶持。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浙江省在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方面硕果累累,农村教育事业得到高度重视,面貌焕然一新。新型农民培育成果显著,2017年实现“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培训46.6万人,其中农村实用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19.7万人、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6.5万人,实现转移就业5.2万人,转移就业率高达80%。在养老、医疗等社保方面,浙江不遗余力推进城乡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一体化进程,养老环境不断优化、医疗技术不断提高,很大程度缓解了农村居民的养老和医疗压力,使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此外,近几年出台的针对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补缴优惠政策,全省各地纷纷落地实施,村民积极参与,在前期一次性补缴养老金之后,每月到手养老金收入蔚为可观;而既城乡居民医保并轨,大病保险全省覆盖后,农民看病配药均可报销,“因病致贫”现象大大减少。名医下乡至基层卫生院的义举,更是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权威的医疗服务。

(四)生态因素:绿水青山成为浙江金名片。

2005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湖州安吉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十多年来,浙江各地时刻依循践行,把美丽浙江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底,护美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在实践中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化为生动的现实,深入推进农村生态发展系统建设,让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同步并行。据2017年末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部、中央组织部发布的生态文明年度评价结果,浙江绿色发展指数仅次于北京、福建居全国第3位,绿水青山成为浙江最靓丽的名片。此外,全省进一步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文教建设、发展社会事业和农村生产等一系列举措,将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发展结合起来,在全省各地农村积极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三改一拆”和“五水共治”等工程,全面打造“美丽乡村”,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广大村民能享受到更多公共资源、生活更加便利、精神更加充盈。至2017年末,全省建成农村文化礼堂7916个,污水处理农户受益率74%,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率97%,农村生活垃圾村级处理覆盖率100%;当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为91.6%,在建省级历史文化村落重点村、一般村705个,创建美丽乡村示范县6个、美丽乡村风景线136条、整乡整镇美丽乡村乡镇142个、美丽乡村精品村795个。

(五)自身因素:居民崇商务实、敢闯敢创的优势体现。

改革号角奏响之时,浙江人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和专业技能,凭借崇商务实创业创新的初心和精神特质,在全国带头兴起了自主创业和自由择业的浪潮。一大批农民开始放下锄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股“实业大潮”的勇敢实践中,百业千行有了瞩目成就,广大村民的致富传奇成为了现实。可以说,浙江代代传承下来的“义利双行、工商皆本”的文化传统,奠定了浙江农民崇商务实的思想文化基础,使广大农民成为创业、创新、创富的主体。这源于草根的民本经济折射出“浙江精神”,凝聚为浙江发展的巨大能量,也奠定了浙江农民收入稳居前列的扎实基础。新世纪以来,由村头百姓经营、政府统一规划扶持的农家乐、度假村办得红红火火,广大农民凭借家门口的资源实现增收、创收。同时,充分发挥互联网发展优势,积极推广集农业生产、信息服务、农产品销售等环节于一身的“互联网+农业”发展模式,对推动农业提质增效、拓宽农民新型就业和增收渠道意义重大。截至2017年,全省拥有电商专业村506个,占全国三分之一,直接带动就业达20万人,电子商务这个强有力的引擎正推动着浙江经济和农民生活大踏步向前。